中国与圭亚那有着十二小时的时差，工作组到达乔治敦后，还没有完全克服时差带来的困扰，就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圭亚那公共卫生部部长Volda Lawrence，向其介绍了中国在寨卡病毒病防控方面的技术与方法和工作组的工作计划，希望能借助这次的援助为今后中圭在公共卫生领域方面的长期合作奠定基石。

拜访结束后，还来不及歇息，当天下午，工作组决定立即与圭亚那各相关工作负责人进行会面，对于圭亚那目前的寨卡病毒病流行情况、防控工作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连续的会谈结束后，时差问题加上对于今后工作的责任感，让工作组几位成员都无法入睡，在焦永军的建议下，大家索性连夜根据会谈的情况修改了工作组的工作计划，并对其中的细节进行了讨论，准备就流行病学监测、病媒生物控制、实验室检测等领域与圭方开展合作研究。当旭日初升，大家才意识到已经连续工作了24个小时。

（圭亚那当地媒体报道）

经过几天的调研，工作组发现圭亚那当地卫生部门普遍缺乏虫媒防制经验，在寨卡媒介监测与防控方面更是几乎空白。防控工作人员专业技能不强，缺乏基本的杀虫剂使用知识，未能掌握常规和应急控制策略和措施，无法开展有针对性的蚊虫控制措施。

为了给圭亚那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工作组分批次对圭亚那不同地区媒介生物控制人员进行了寨卡媒介监测与控制知识的培训。协助圭方初步制定了寨卡伊蚊监测指南，同时设计了媒介伊蚊幼虫滋生地监测调查表及统计报表，并详细讲解了虫媒调查的方案和评估方法，提高了圭方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

提高专业知识的同时，工作组还与圭亚那基层媒介生物控制人员一起下现场，开展虫媒实地监测工作，对圭方技术人员进行了媒介种类鉴别、及媒介监测方法的现场操作指导。协助圭方初步建立了适用于当地的寨卡伊蚊具体防控方案。这也是圭亚那第一次进行系统的伊蚊幼虫滋生地调查。

圭方媒介控制部门负责人对于中国专家组的专业水准和技术贮备非常赞赏，表示会把和中国专家一起工作的经验与方法分享到该国各区域，并将计划在2017年完成圭方全国的伊蚊滋生地调查工作，绘制出该国的蚊媒风险评估地图，对其科学防控寨卡具有指导性意义。

（工作组对圭方媒介控制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田野参与蚊媒现场调查工作）

工作组通过与圭方实验室人员交流得知，该国国家公共卫生参比实验室不具备独立开展病原学检测的能力，只能向邻国移送寨卡可疑样品，严重影响了该国对寨卡疫情的判断和控制。自中国寨卡防控工作组实验室成员进驻以来，在5周工作时间内，完成了100余份临床标本的核酸和血清学检测工作，发现了多份阳性标本（核酸阳性或/和抗体阳性）（中国核酸检测试剂与美国CDC试剂的符合率高达90.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6年至今圭方共发现16例小头畸形患者，但实验室病原学检测却没有未发现寨卡病毒感染。所以专家在与圭方进行了充分沟通后提出，对圭方所采集的疑似寨卡病毒病、小头畸形血清标本开展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工作，发现虽然核酸检测是阴性，但抗体显示为强阳性（且美国CDC对其中的部分样品进行了微量中和，显示亦为阳性），结合临床特征判断，仍可判断寨卡阳性感染。

针对实验室检测结果，工作组与圭方同行一起制定了寨卡感染的实验室诊断流程。工作组与圭方实验室主管Cyril Giddings博士就中国试剂在该实验室使用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Giddings博士高度赞扬了我方自主研发试剂盒的准确性，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的该类试剂援助。

（焦永军进行实验室操作）

（李志锋与圭方实验室人员进行数据分析）

远在他乡抗击寨卡病毒的工作组成员们，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困难之处。组员焦永军长期腰椎间盘突出依然带病工作，组员李志锋家里父亲由于健康问题需要照顾。值得一提的是登上前往圭亚那的飞机时，组员田野的宝宝刚刚出生14天，而且由于溶血性黄疸需要住院治疗，在陪伴了刚刚完成分娩，依然很虚弱的妻子和住在医院，需要父亲照顾的儿子14天后，田野没有找任何一点借口，就和工作组组一起前往圭亚那。

工作组成员在圭亚那的一个月，凝聚着国内外各级同仁、领导的关注。国家卫计委应急办隋宏弢、国家疾控中心应急办倪大新等相关领导对工作组成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在工作组成员行程安排、延期请示等事宜给予了充分支持；江苏省疾控中心周明浩主任也多次打电话，对工作组的工作进行指导，江苏疾控应急办、人事科、财务科在物资托运、签证办理、资金支持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工作组成员所在科室等相关领导也多次组织同事前往三位成员的家中探望慰问。

（中心组织慰问工作组成员家属）

在圆满完成各项既定工作任务后，工作组成员启程回国，于7月2日返回国内，国内相关领导到车站迎接。

（江苏疾控中心副主任朱凤才等相关领导迎接焦永军、田野、李志锋回国）